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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华南劳工NGO脸谱扫描

作者:谭翊飞来源:南方农村报时间:2007-12-8 2:42:47 浏览:1384次

如果不是他们，肯定还有其他人。
    但历史选择了他们，因此相遇也是必然：在湖南老家承包农场失败的张治儒、四川阆中出来打工的廖晓峰、做了2年律师助理却没有拿到执业证的曾飞洋、刚毕业的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刘开明、重庆来的律师周立太……
   十年前，他们和成千上百万的南下寻梦人一样，可能在某个车站、路边相遇，但互不相识。那个年代，工人们被随意拖欠工资，超长时间加班、查暂住证罚款，这些简直是家常便饭。但他们心中都坚守一个常识：打工者的权益不能侵犯。
   有的人成立了工人组织，有的写维权报道，有的人成立了专门为工人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……一个机构的人走出去，他们又建立了新的机构，新的机构又在培育新人。
同道者也慢慢多了起来，外来资金开始进入，虽然他们仍然在艰难前行，但工人维权的星星之火已经被点燃。无论人们承不承认，这些人所带领的劳工NGO已成为中国华南地区NGO迥异于环保、性别、生态、社区发展等NGO的新型脸谱。
    十年后，当时还是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已进入中年。他们扎根工业区，成员大多是“从工人中来，到工人中去”。
   当我们走进他们，许多人甚至不愿意被任何记者的报道所提到，“低调、低调、再低调”是他们的对外行为准则。
一个人的奋斗
    33岁的张治儒是个湘西汉子，他有着传奇的经历，听他讲故事你会想到于建嵘教授所描绘的湘西农民组织领袖的模样。他性格中有不安分的因素，同事说他从事工人维权是命中注定。
    19岁的时候，他是家乡第一批南下的打工仔。先在惠州的一个石场做工，装雷管、搬石头，险些丧命，他逃跑了。然后在东莞的几个鞋厂，几件事让他极为震惊。
   1994年底，他在宿舍楼上目睹一个工人被工厂保安活活打死。而几个月后，这些保安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上班。后来听说：厂里被罚了款就了事。
他感觉工人的尊严被侮辱，因此想做点什么。
团结起来才有力量！于是，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行动——组建工会。他先写信给市委书记，信中谈到工人的待遇、工会的章程。没想到这封信有回音，信访办的人找他了解情况。但接触后就没了下文。
    他又去找当地的牛山乡工会主席，没想到又管用。据说当时政府正在推动各区的工会建设，搞比赛。工会主席对他说：你这样的人很少。并答复，他会与厂方谈，让张先做些工作。
   那时还没有劳动法，他就印了几百份资料，发展了30多名核心成员。每个月，他都去找一次乡工会主席和书记，但一直没有明确答复。可工会却出事了，有人利用工会的名义在食堂写大字报，说不改善伙食就把工厂仓库烧掉。
    再过一个月，他去找工会主席，人家就告诉他：跟老板沟通了，你们这个厂搞不了。老板也已容不下他，走的时候，老板对他说：张治儒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自己开个厂，搞个工会给我看看。
   张治儒发誓：再也不进厂里打工。这一誓言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   当张治儒在试图发展工会时，“农民工”问题还很少被人提及。农民工不断南下，厂房不断兴建，厂里永远有用不完的人，街头也永远站着找工人的人。
这时的廖晓峰也已经在广州番禺的某家工厂当保安，曾飞洋还在一个法律学校读书，也开始考虑明年毕业后该干点什么，刘开明则还在南京大学攻读他的文学博士学位，周立太则从重庆开县坐长途汽车来到了深圳龙岗，住在双龙旅店。
没工资，但觉得有前途
   1998年，廖晓峰横空出世，这一年被媒体称为“廖晓峰年”。
   1993年，他只身南下广州番禺，在几家公司当过保安。偶然的机会，他自学法律知识，帮老乡讨回了工伤赔偿金。10多家中央、地方媒体的报道让他成为第一个敢向无良老板挑战、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英雄出现在公众面前。
   在朋友的帮助下，1998年8月1日，他在番禺成立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(以下称服务部)，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。
    很快，这颗新星正璀璨升起时，马上又陨落了。廖晓峰走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直到今天，他也再没有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过。
   曾飞洋，法律系毕业两年的学生，正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助理，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他，他在服务部成立半个月的时候加入了这个机构，虽然这里工资都发不出来，但他觉得有前途。
  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廖晓峰不辞而别。他在迷茫和困惑中接手这个机构，成为服务部的负责人。他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瘦弱小伙子变成了结实的中年人，他的机构则从呀呀学语的幼儿走到儿童时代——今年9岁了。它像蒲公英一样，种子随风吹落，新的蒲公英便成长起来了。
另一颗新星
周立太是这个圈子里的另一颗明星，他在深圳。
这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同样有着传奇的经历，他出身于贫苦的家庭，当过兵，回家种过地，在湖南砖厂做过工。而立之年，赶上全国首批律师资格考试，取得了律师资格证，成了当地一名不畏权势的名律师。
1994年，在深圳办完该办的事后，买好了票回开县。如果没有那天下午的一个传呼，他仅仅是一名开县的律师。当天下午，龙岗区人民法院大鹏法庭庭长王会剑却给他打来传呼，让他代理一起四川资中老乡的工伤案。
   一单案子接一单案子，他就在深圳留了下来，租了个房子，并收留了很多残疾人，祝强也是其中之一。到1997年，7名打工仔告赢社保局的官司在深圳引起了轰动。
   原因是，这是周立太第一次被深圳的媒体所关注。周立太被越来越多的媒体所知，被媒体称为“农民工的保护神”。
   报道也改变了采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刘开明，他当时只是刚从南京大学毕业两年的博士，新闻从年经历只有半年。刘开明偶然从一个法官那里得知有这么个律师，见到了周立太和10多个伤残工，他为当时的场面所震惊。他对劳工的关注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”。
    刘开明后来离开了报社，他投身于劳工权益的保护、工人的培训等事业，并成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负责人。相比于草根NGO，他的博士学历让他关注的视野更为广阔，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，而有的劳工机构负责人还不明白“企业社会责任”的意思，甚至没有听说过。
   周立太后来同样也把给工人打官司变成了自己的事业。他在重庆成立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，在深圳龙岗汽车站对面开设了分所。
种子的力量
    祝强是当时周立太“收留”的残疾人之一，他因工伤失去了右手，周立太帮他们打官司，他闲不住，就自学法律。与张治儒一样，从受害者变为助人维权者。
2002年，他听说广州有家曾飞洋所开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，就来这里实习了一段时间。回去后，他和同样的工伤受害者等人一起创办了一家机构：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。机构在深惠公路旁，附近是成片的工业区，祝强说，他们的活动不用张贴广告，厂里有他们的很多的志愿者，只要打几个电话就通知出去了。
在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，他们才觉得找到了自我，“在这里，我是个人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哭的时候哭。在其他的地方，人会变成机器，成了机器的零部件，总是被人安排。”他说，到死的那一天，他也不一定能看到劳工和残疾人的权利有根本改善，但他们仍坦然面对，做自己能做的事。
    小刘(化名)与祝强一样，都是“80后”。他的机构也隐藏在一个大的工业区之内，机构门前摆放着一些关于工人权益的宣传板，里面一边是工人阅览区，一边零散地摆放着桌子。小刘同样有与祝强类似的工伤遭遇，在治疗过程中认识了一个朋友，然后认识了另一家劳工组织，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，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。
    更多的人加入进来，成为这个并不大的圈子中的一员。有几家机构，记者试图前去采访，但他们都婉言拒绝，有的人则明确告诉记者：我们不希望被任何媒体的报道所提及。
    低调成为许多机构的行为准则，当记者试图说服一位朋友接受采访，他反问记者：“我们如果是做环保的NGO，我们怎么叫怎么嚷都无所谓，但我们做的是劳工，天生就是敏感。”
    相比于加入这个队伍的工人，流失的更多。大学毕业生一般不愿意加入进来，从工人中来，帮助工人，成为这些机构人员来源的主要途径。但这些人如大多数农民工一样，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总要回去，他们在城扎不下根。(外来工维权网－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办－做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劳工组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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